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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七

日期:2012-09-01 09:29 來源:《黃埔》 作者: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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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發展  鄧穎超主持對臺工作

  樹高千丈,根深葉茂;泉瀉高山,云水相激。

  80年代,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十分活躍,各方面工作都在積極開展,鄧穎超就是這一時期開展具體對臺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她是第一代領導人和第二代領導人對臺工作思想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

  出任“對臺小組組長”

  鄧穎超十分關注祖國統一,在對臺工作上表現了非凡的膽識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任命鄧穎超同志為組長,廖承志、羅青長為副組長。1980年元旦,作為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時說,“《告臺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臺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于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臺工作的九條建議,即“葉九條”。這是鄧穎超領導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之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并詳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后,引起了海內外的震動,受到臺灣民眾的普遍歡迎。

  緊接著,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在《人民日報》發表,又是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動,觸動了民族的深情。這封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也是在鄧穎超領導之下進行的。

  鄧穎超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藝術,對于對臺工作,鄧穎超高屋建瓴,思慮縝密,她多次指出,統一祖國大業維艱,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長期的埋頭苦干,要采取細水長流的辦法,不要斷,然后匯成江河大海;同時要見縫插針,對臺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時間性都很強,機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針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來了,要有耐心和韌心,埋頭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實實地去做。這些話樸實、形象而又深刻,對指導對臺工作有現實意義。

  1984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贊成統一就是愛國。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1985年,鄧穎超去沿海地區視察,在廈門,鄧穎超聽取了廈門市臺辦的工作匯報,還饒有興致地通過高倍望遠鏡看對面的金門。鄧穎超聽到廈門廣播“解放軍進行曲”,當即要求有關部門研究改為“五星紅旗”歌曲,并指出對臺宣傳要講究方法,考慮到對方接受與否。鄧穎超曾說,對臺工作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艱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們對海外宣傳工作力度不夠時,就反復闡述:“我們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內容,我們的同志要學會做宣傳工作。一定要準確地按照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進行闡述,要實事求是,要有針對性,要注重實效。宣傳工作很重要,宣傳你的政策,宣傳你的任務。你的做法要有說服力,要使人家增進對我們的了解,宣傳是前哨。見到不同身份的人,我們要跟他談談對臺工作,但不是政治話說一大套。”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鄧穎超生前的秘書趙煒說:“《瞭望》雜志擴版,創建海外版,想找一個有權威的領導人寫發刊詞。他們找到了我,想請鄧穎超撰文。我就跟鄧穎超說,大姐(指鄧穎超)聽了挺痛快地答應了。鄧穎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歡題詞、寫序文,沒想到這次這么痛快。所以我就問,為什么這次這么痛快就答應了?大姐說,這是我們對海外同胞宣傳對臺方針政策、宣傳祖國統一的窗口。大姐在發刊詞中指出,要使《瞭望》雜志海外版成為世界華人華僑了解中國、認識中國的一個窗口;成為祖國統一,加強臺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來往的橋梁;成為增進愛國大團結,實現中國統一的紐帶”。

  童小鵬聆聽“鄧大姐”教誨

  “文革”期間,對臺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粉碎“四人幫”以后,黨中央在恢復統戰工作和落實各項政策的同時,把恢復和開展對臺工作作為重要工作來抓。童小鵬也是在這個時候,重新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分管港、澳、臺工作。但當時沒有機構和專職部長。經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同意,不久組成了以馬正信為局長、龔陶怡為副局長的聯絡局,并配備了幾個干部,工作逐漸開展起來。

  1978年10月,黨中央批準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研究了新時期統戰工作的方針、任務。中央指出:“現在,臺灣回歸祖國已經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這是統一戰線面臨的新的重大任務。要放寬視野,把統一戰線的范圍搞得寬些,只要贊成祖國統一,即使不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也要團結”。

  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認為“現在條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黨中央決定與蔣經國為首的臺灣當局進行談判,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并恢復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領導。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實現祖國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我們寄希望于1700萬臺灣人民,也寄希望于臺灣當局”。建議雙方通郵、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發表《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議事日程》的講話。他把“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作為80年代我國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國防部宣布,停止炮擊金門、馬祖等島嶼。

  童小鵬回憶,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準改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由鄧穎超當組長。她對工作抓得很緊。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參加全國政協座談會;下午,就召集領導小組成員到中南海西花廳開會,他和羅青長都參加了。

  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鄧穎超講了對臺工作要有時間性、緊迫性;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臺灣的方針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議,是中央的參謀、助手,必須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會議接受她的建議,由全國政協發出《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決定首先抓對臺灣同胞和去臺人員家屬落實政策的問題;決定將領導小組辦公室搬進中南海。

  童小鵬說,鄧穎超雖然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大好,在全國人大、中央紀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擔著重要工作。但她對對臺工作仍一如既往,盡心盡力,真抓實干。有一次,她到泰國訪問前,還布置小組工作,回來后立即檢查。她還擠時間看了不少有關臺灣的書刊,曾經為郵電部的《集郵》雜志大量銷到臺灣而高興。她對對臺辦的同志說:“對臺工作遍地是黃金,要到處撿啊!”

  她曾對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林麗韞說:“對臺灣同胞落實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們要過細檢查。落實一個,影響一家,落實一家,影響一片,務必要善始善終,不要有遺漏。”在她和領導小組的努力推動下,臺灣同胞和去臺人員家屬落實政策問題解決得較好,促進了對臺工作的開展。

  對臺工作潤物細無聲

  為了使對臺工作在組織形式上多種多樣,在鄧穎超的直接關心下,成立了臺灣同胞聯誼會等群眾團體組織。1980年11月,浙江省臺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臺灣同胞聯誼會。鄧穎超、廖承志等中央對臺領導小組的領導同志都對這一新生的群眾團體很重視,認為它能成為溝通長期處于隔絕狀況的兩岸同胞的橋梁。鄧穎超對臺灣同胞的情感心聲非常理解,提議中央也成立臺聯組織。1981年初,鄧穎超專門調全國婦聯副主席、正在河北廊坊掛職地委副書記的林麗韞(祖籍臺灣臺中)返京籌備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

  鄧穎超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從大政方針到具體事務,都給予關心和指導,鄧穎超說:“由于30多年的隔絕,臺灣同胞對我們很不了解,臺聯會應該是同鄉會性質的團體,同臺胞溝通,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12月27日,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林麗韞任會長,通過給臺灣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臺灣當局,更寄希望于臺灣民眾,全面拓展對臺工作面。

  鄧穎超對全國臺聯會的成立感到很高興,她希望臺聯會成為海內外臺胞滿意的“臺胞之家”。她還提出,在國外還有多種多樣的華僑群眾團體,我們應該與他們交往。尤其是老一代僑胞、臺胞,他們都深深地懷有一顆愛國之心,我們要保護他們應有的權利,要聯系他們,團結他們,廣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鄧穎超接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保釣”人士,那人說:我們把過去的朋友丟了。鄧穎超聽后非常重視,請他回美國后,凡是見到“保釣”的朋友們都代她問好,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忘記他們。過去冷淡了他們,現在我們改,請他們回來,歡迎更多的人回來看看。

  鄧穎超工作繁忙,但只要臺灣同胞訪問團到訪,她都要會見,1983年至1984年,她接見了旅美臺胞醫生團、“臺灣之將來”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菲律賓臺胞團、“亞洲文化研究會”代表團、旅美臺胞工商考察團、第一屆海內外青年臺胞夏令營全體營員等,她總是認真聽取臺胞對統一祖國的意見建議,針對臺胞提出的問題闡述我們的對臺方針政策,并以親身經歷,講述國共兩黨合作歷史。

  1985年,鄧穎超會見居住日本的一批臺灣同胞,他們是排除了臺灣當局的干擾來大陸的。他們對鄧穎超說,愿為祖國盡力,協助祖國大陸建設。并說他們來大陸前,臺灣不少企業家說,你們這趟去大陸,就是給臺灣經濟找到一條出路。鄧穎超表示歡迎他們回祖國大陸看看,還說,不論在哪個國家居住的臺胞、僑胞,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看看。

  鄧穎超非常重視兩岸的科學、文化、藝術交流。有一次,臺灣邀請在美國訪問的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去講學,由于兩岸當時沒有來往,鄧穎超認真地交代說,去前要事先得到臺灣當局的正式邀請,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證。而對于一些臺胞或海外臺胞中的文化名人來大陸,鄧穎超總是要擠出時間接見,向他們宣傳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她先后接見過楊基振夫婦、陳鼓應教授、晏陽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鄧穎超很善于團結民主黨派成員,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一起來做祖國統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學范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鄧穎超囑咐他要為祖國統一大業多出力。朱學范遵照鄧穎超的囑咐,于1981年2月發起并主持召開了對臺通郵座談會,并向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遞交了《關于成立對臺通郵研究小組的請示報告》,還遞交了具體的工作建議,得到了鄧穎超的嘉許。朱學范在1988年底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鄧穎超專門寫來賀信,信中說,“關于祖國統一實行一國兩制,你和貴黨的同志們一定能取得新的發展和新的成績”。

  1990年11月是張治中將軍百年誕辰,張治中將軍的后代等自臺灣回到闊別42年的祖國大陸,鄧穎超知道后,立即邀請她們到家做客,贊揚張治中將軍為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鄧穎超與張學良、宋美齡的友誼

  鄧穎超延續了周恩來與張學良的友誼,并通過各種渠道做張學良的工作,希望張學良能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

  周恩來在張學良被蔣介石秘密幽禁的50多年時間里,始終和他保持著非常良好的感情。特別是 1936 年冬張學良失去自由,在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然堅持保持和張學良的書信往來,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周恩來不但在張學良被蔣囚浙江奉化之初,就通過可以進雪竇山的東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國等人給張學良捎過信件,而且即使張學良赴臺羈押以后,周恩來仍然千方百計設法與囹圄中的張學良保持聯系,其中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在與張學良分手25年之后,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仍然通過香港的種種關系設法為張學良隔海捎書。

  鄧穎超繼續著周總理沒有做完的工作。在張學良90華誕時,鄧穎超曾給他發去賀電,電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去臺之后,雖遭長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榮利,為國籌思,贏得人們敬佩”。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和夫人從臺北桃園機場踏上赴美探親之旅,張學良在臺北機場登機前對中外記者的談話中,曾公開表示有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向。中共中央決定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呂正操等人赴美為張學良祝壽。行前,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親自召見了呂正操。

  鄧穎超根據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意見,以私人名義親筆向張學良寫了一封歡迎其回祖國訪問的信。這已是鄧穎超寫給張學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封函件是一年前張學良在臺北舉行90歲壽慶時她致的賀電。那時,她的賀電高高懸掛在臺北圓山飯店昆侖廳祝壽辰的禮堂正中,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一致關注。

  5月29日,呂正操在紐約曼哈頓見到老上司張學良。呂正操贈送壽禮,雙方禮節性地晤談。第二天上午,呂正操和張學良進行了長達1個小時的單獨談話。他首先轉交了鄧穎超的親筆信。張學良看到鄧穎超的親筆信感慨萬端。

  接著,呂正操又向張學良轉達了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的問候以及歡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國大陸探親訪友的良好愿望。張學良聽后頗受感動。但是,由于事體重大,他說:“我這個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現在時候不到,我一動就會牽動大陸、臺灣兩個方面。我不愿意為我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復雜”。

  在隨即開始的各界人士為張學良舉辦的祝壽活動中,中共代表呂正操考慮到種種不便,沒有出席這類公開的活動。6月4日,張學良在祝壽活動結束后,主動提出要再次會晤呂正操。地點就安排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

  這次談話整整持續了3個小時,談話的范圍也相當廣泛。呂正操著重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張學良對中國共產黨的上述主張深表贊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一份微薄之力。

  盡管張學良坦率地向呂正操表露了不能馬上返回祖國大陸探親的意思,但他仍然親自執筆給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達了“良寄居臺灣,遐首云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的返鄉意愿。

  1992年鄧穎超病逝時, 張學良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張閭蘅送花籃祭奠,挽帶上書:“‘鄧穎超千古’‘張漢卿、趙一荻敬挽’。”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鄧穎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峽兩岸之間的私誼,恰是堅固了民族大義的根系,為80年代兩岸打破僵局營造了良好的基礎。

  在鄧穎超80歲大壽的時候,宋美齡還曾經送了一份厚禮,送的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為鄧穎超是屬兔的。

  眾所周知,鄧穎超與宋美齡有書信往來,盡管在政治問題上對方有歧見,在歷史問題上對方有恩怨蓄積難解之憂,但歷史的淵源性、延續性昭示海峽兩岸的不可分裂性。顯然,鄧穎超的一系列言行和特定身份贏得了海峽對岸的積極響應。

  鄧穎超在祖國統一事業上的決心和強大的感召力,無比親切的誠摯態度和“潤物細無聲”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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